貨車司機王金伍:十年扳倒600多執法人員

王金伍，50歲，河南西峽縣人，小學文化程度。他用了十年時間，從一名普通大貨車司機成為“中國貨車維權第一人”、“公路三亂的克星”、公安部交管局行風監督員。
全國有3000萬貨車司機，“三亂”之風（亂設站卡、亂罰款、亂收費）讓他們備受煎熬。王金伍的出現，讓他們有了維權的勇氣：王金伍稱，十年間，他幫助代理的涉“公路收費”行政復議案件大約2000起，成功率高達85%。
他表示，保守估計，自己十年來已撂倒至少600名違規的交通執法人員。
數字背后，他也有自己的酸苦——被交警陷害毆打，被指責“損害了河南形象”、被質疑“釣魚”拍攝鉆法律空子……
但他說，“肚里沒病死不了人”，堅信“是非黑白，自有公斷”。
●  連續曝光堅決不刪微博
“交通亂罰，神仙也怕”，這是一些大貨司機對亂罰款的感受。多年來，王金伍較勁的對象，便是這些“神仙也怕”的人。把眼光盯到了這里。
今年7月20日，王金伍微博揭露：一輛危化品運輸車途經東明縣，執法人員示意停車檢查，所有手續看完沒發現問題，卻要求扣車化驗貨物。“明知是越位執法，但咱耽誤不起時間呀”，司機杜師傅向執法者送上200元錢，順利放行。
東明縣紀委第一時間向王金伍詢問了涉事貨車牌號、司機電話。
他感慨，這次爆料難得這般順利。
誰知，杜師傅質問他：“我們這些司機相信你，沒想到較終會這樣的結果”。
“哪樣的結果？”他急了。
原來，紀委通過手機向司機發送了東明縣的罰款收據、行政處罰決定書照片，這意味著，執法員的收費是合法的。
不過，王金伍認為，這是事后補的手續。他仔細研究后，在微博上傳更確鑿的“收黑錢”視頻。
“這次我提供了視頻證據，難道他們還能事后補救？” 王金伍向“北京時間”表示。
這次，東明縣紀委坐不住了，紀委巡查組長陳春華親赴河南西峽縣向他道歉：工作不夠扎實，希望能諒解。
“北京時間”向陳春華求證，他表示紀委正在調查。
接下來的半個月，王金伍又接連曝光山東菏澤牡丹區、定陶縣的執法員“收黑錢”問題、“東明縣罰款票據公章不一致”等問題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問責風暴。
東明縣交通運輸局官員、菏澤交通運輸局運政支隊、路政支隊人員接連上門，表態歡迎監督、馬上查處。菏澤交通運輸局還提了一個“刪除微博”的請求，被王金伍拒絕了。
他向“北京時間”表示：“我老王有個原則，從不刪除微博。否則網友會以為我被公關了，會喪失公信力，毀我名聲。”
●  從“無奈維權”到公安部監督員
成為“‘三亂’克星”，王金伍笑稱，自己當年也是“被逼無奈”。
2004年，下崗的王金伍加入貨車司機大軍。他用“天天挨罰，縣縣挨罰”八個字概括當年的“窘境”。他回憶，較狼狽的一次，是在陜西折返河南的線路上，一天之內被不同管段的交警罰款3000多元。
被罰得“鼻青臉腫”的王金伍，一怒之下開始抄寫各項涉路的法律法規，學著維權。
2005年3月的一天，王金伍“亮劍”的機會來了。
他的貨車在河南伊川縣境內一天兩次被交警部門以同樣的理由處罰，一次罰款300元，一次400元，并且只給開了罰款票，沒有下達處罰決定書。
王金伍以程序違規為由向伊川縣公安局提出行政復議，當地公安機關核實后，專門派代表跑到西峽道歉，并退還了罰款。
首戰告捷的王金伍，又分別向地處陜西省的商州、湖北省的荊門、孝感等地主管部門提出行政復議，處理結果與伊川縣一致。
此后，一些貨車司機聽到王金伍的經歷，輾轉找到他反映情況。他自此開始走上職業維權的路子。
今年8月，王金伍在接受“北京時間”采訪時說，十年來，他代理的行政復議案件達2000起，成功率超過85%，每一起案子的視頻證據都備份保存，“防止事后翻老賬無證據保護自己”。
爆料與維權同時而來的，是各地執法者的落馬。
2012年7月，王金伍在西安被警察陷害毆打，依靠自己的偷拍內容，參與毆打的長安區交警大隊民警被行政拘留10日，3名協警被辭退。
2012年11月，王金伍公布河南獲嘉交警亂收費視頻，該縣公安局副局長兼交警大隊大隊長被停職，涉事副大隊長、中隊長、兩名交警被免職，五名協警被清退。
2013年，河南永城車主劉溫麗不堪亂罰款服毒一事。王金伍的爆料，令7名執法人員被移交司法機關，16人被處分。
今年8月，他爆料山東菏澤市“收黑錢”，東明縣涉事的一名執法中隊長、二名隊員分別被給予下崗一年、半年的處理。
王金伍維權生涯中，2012年是一個關鍵節點。
當年，他被公安部交管局特聘為全國行風監督員（全國僅45人）。之后，他又先后受聘為全國30多個單位的行風監督員。有時，他的一個投訴就會處理掉很多人。
王金伍估算，十年維權，自己至少扳倒交警、路政執法員600人以上。
他說，這還僅是一個保守數字。
不過，“北京時間”未能拿到詳細的人員名單，未能證實此數字的準確度。
●  偷拍機成“維權神器”
王金伍告訴“北京時間”，自己之所以能上千次成功維權，較重要的是掌握證據。
為了做到這一點，他曾給自己的貨車配備兼有錄音功能的車載記錄儀，此做法也被很多貨車司機效仿。
不過，較有效的，還是帶著發射和接收裝置的偷拍機，堪稱王金伍的“維權神器”。
2006年開始維權之初，王金伍花了1.5萬元，買了一套帶發射和接收裝置的偷拍機。
偷拍機有時放在車上，有時放在包里面。他夾在腋下或拿在手里別人不太注意。后來這些設備便宜了，他又買了很多套設備，交給身邊熟悉的司機，讓他們暗拍亂罰款現象。
十年間，王金伍買了多少套偷拍機，自己也記不清了。但每每出現新型機器，他都會第一時間研究，出手購買。
2012年7月，他在西安長安區被交警陷害毆打，偷拍機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。
一名貨車司機被西安協警扣車并開罰單，王金伍前去維權，沒想到在交警隊辦公室被打。以下，是“北京時間”根據當時視頻所拍內容整理的文字：
幾名交警沖出房間，攔住王金伍。
一名著便裝男子揮拳打來，他身體重心失去平衡，造成視頻畫面猛然晃動。
視頻中伴有啪啪的聲響和他的哀號聲。
“我對不起，對不起。”王金伍準備站起來。
“蹲下！ ”便裝男子說，逃犯……要把他刑拘咧。
“我對不起，對不起。 ”王金伍再次準備站起來，再次被人喝令蹲下。
便裝男子突然朝地上扔了一個東西，然后說，“搶我錢呢。”
周圍有人跟著說：“照相。”
隨后，幾人準備對其進行搜身。
王金伍擔心暗拍設備便被暴露，于是，他謊稱“記者”身份做掩護脫身。
一再道歉中，協警才將已搜到手的身份證還給王金伍。
整個過程，被王金伍的偷拍機記錄下來，隨后又發在了網上。三天后，參與毆打的交警被拘留，3名協警被辭退。
如果沒有偷拍設備，他很可能會因“搶錢”被處理，甚至可能有牢獄之險。
除了對設備取證的重視，老王也很注重對法律維權知識的傳授。
從2011年起，王金伍在河北、河南和湖北等地舉辦維權培訓班，教出不少“徒弟”。授課內容主要講法律法規和視頻偷拍的技巧。
“這些課程全都是免費的”，他表示，希望自己能帶出更多的徒弟，有更多的人跟他一起維權，“有的交警看你還挺懂法，就不亂收了，這種情況還是很多的。”
王金伍告訴“北京時間”，現在他手底下還有40多徒弟。大貨車司機潘向民是其中偷拍技術較為優秀者。
潘向民貨車跑河南運輸，兩天一趟途經獲嘉，受夠了窩囊氣。潘向民主動找到王金伍，訴說被交警欺負一事。之后，王金伍免費為其提供了一套偷拍設備取證，并教他如何使用。
一年時間里，潘向民取證獲嘉交警“收黑錢”視頻達54段，連續時長334分鐘。師傅王金伍則負責剪輯整理，以及在網上爆料。
這次視頻爆料中，傳播較廣的一個鏡頭是：一名交警告訴司機說，“到這兒一毛不拔讓你走，不可能吧？”
后來，河南獲嘉警方有多人受到了停職、免職。引發這次問責風暴的王金伍，還接到了來自公安部的慰問電話，師徒還被多家媒體請往北京，出現在各類訪談中。
老王說，這是他十年維權較有影響的一次爆料。
●  “維權陰謀”的爭鋒
王金伍在維權的同時，也被推上了風口浪尖。
2015年12月，網友“ayjd一言九鼎”發文《王金伍“維權”陰謀》，直指王金伍三宗罪：
其一，散布偏激觀點，宣揚反法律觀念，公布虛假數據。
其二，教唆違章車主鉆法律空子，對抗執法。例如，依現行制度要求治超執法不得同時檢查三輛以上車，王金伍則集結四輛車同時闖卡，“名正言順”逃避執法。
其三，拉攏超限超載車主入會，采取社團、團伙式對抗法律，進行“釣魚”拍攝。
一開始，他對這些評論，并不理睬。
直到今年6月27日，河南省交通廳官方微博轉發了帖子，王金伍覺得變了味，“這不意味著官方都認可了嗎，再不回擊，我就是認罪了。”
對于質疑，老王逐條向“北京時間”解釋：
1、自己微博實名認證，至今沒收到一起不實舉報。
2、法無禁止即可為，法無授權不可為。既然法無授權同時檢查三輛車以上，那么，做為執法者更應模范遵守。
3、“釣魚拍攝”有錯？執法者如果真不想收錢，難不成司機還能要了你的命？
此外，王金伍的收費模式也被坊間一些人詬病。
他坦言，“我幫貨車司機維權，就是一個風險代理模式，成功了，你給我20—30%傭金；失敗了，司機也并沒有增加成本。我靠腦力勞動獲得一定報酬，應該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”
在回應質疑的同時，王金伍向法院起訴網友“ayjd一言九鼎”誹謗，并獲受理。
那么，法律人士如何看待王金伍的“有償服務”、“釣魚拍攝”？
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李建軍律師表示，《行政復議法》、《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》規定，案件申請人可委托代理人代為參加行政復議。對代理人身份并未明確，而是一個模糊概念。
另外，從獲益合法性來說，公民代理案件不同于律師，律師有嚴格的收費許可標準制度，而公民究竟收取多少算合法獲益，并無標準。
對于“釣魚拍攝”的質疑，北京澤永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常清認為，其是否違法，，要看行為的目的。如果只是為了取證，保護自己，這種行為是沒有問題的；但是如果拿這些偷拍視頻去跟執法者要錢，或者要求一些不合法的利益，則屬于違法，甚至犯罪。
從這一角度看，王金伍堅持認為，自己沒錯。
●  為何“三亂”久治不愈？
維權多年，王金伍也有自己的疑惑：國家治理公路“三亂”喊了多年，他自己也堅持了10年，為何久治不愈？
經過常年觀察，王金伍發現很多地方交通系統機構臃腫。他認為，這是“三亂”現象難治的根本原因。
王金伍舉例，太原有個區交通運輸局人員編制在編305人，在崗255人，財政編制才10人。還有一些地方的交通部門亂罰款，自帶的督察室、法制科、紀檢組完全無視，淪為虛設。
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、交通法治與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顧大松認為，“公路三亂”主要癥結，在于執法人員經費保證與財政供養關系的失衡。2009年實施“費改稅”時，大量征稽人員轉崗至公路執法部門，但是財政支出安排卻未體現上述轉換。如何破解，顧大松向“北京時間”支了三招：
首先，要深化交通領域的財稅制度改革，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公路管理體制。
其次，當前的公路執法，呈現出執法主體亂、依據亂、標準亂的“新三亂”問題。“新三亂”以部門分割、地區分割為特性。因此，應當整合交通部門的路政、運管及公安部門的交管等執法主體，推進綜合執法改革，統一執法標準。
第三，要引入外部監督機制。貨車司機對“公路三亂”有著積極維權的迫切需求，應鼓勵、引導貨車司機或者相關公益組織的法律維權行動，倒逼“法治交通”建設。
顧大松說，“河南的王金伍，在這方面就做的很好，他推動了很多問題的曝光與治理。”
今年6月20日，公安部交管局召開座談會上，王金伍也被點名表揚：一位領導指出，“之前，有人在會上反對王金伍，說有利益收入。我說，至少王金伍每次反映的問題都有真憑實據，證明你們工作中確實存在問題，以后希望你們也和王金伍一樣，拿出真憑實據的材料來說話。”